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妮娜里一开网络

2020/09/22

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《安娜·卡列妮娜》里一开头就说,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

有人说,目前让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生活太丰富了,太复杂了,太精彩了,小说的写作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,已被日新月异、层出不穷的现代化故事抛到了后面。有人甚至认为,现在不必费神巴力的去虚构什么小说,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事情直接搬进小说里就行了,就可以叫好又叫座。对这样的说法和看法,我不敢苟同。文学的功能主要是审美的,有时并不需要太复杂,而是需要简单,越简单就越美。小说主要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意,不需要过于离奇,越离奇越构不成小说。更重要的是,小说是虚构、想象、创造之物,它是超越现实的,并不直接和现实对应。它建设的是心灵世界,而不是照搬现实世界。好比我们知道高粱里蕴含的有酒,但再好的高粱都不能直接等于酒,都不能当酒喝。高粱变酒的过程是历经磨练的过程,它至少要经过碾压、掩埋、发酵、蒸煮、提炼、窖藏等多道难关,最终才能变成酒。

还有人说,现在的文艺作品出现了同质化现象,一些作品与另一些作品似曾相识,基本上是重复的。欣赏者没有了新鲜感,变得有些厌倦。的确,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有雷同的地方,时间、时代、空气、环境、这必将是垂直行业站应当努力的方向。实践也已经证明生活方式、交流工具,包括使用的语言和说话的口气,都大体相似。文艺作品的同质化固然与这些几乎相同的外部物质条件有关,也与电视、络、等大众传媒带来的信息共享有关,与文艺作品对人的影响和塑造有关。人们模仿到处泛滥的娱乐化文艺作品,等于塑造了人的行为。迎合潮流的文艺作品对塑造过的人的行为模式再行复制,就形成了同质化的循环。其实在人的精神和灵魂层面,绝不会出现雷同的情况。如同每个人与每个人都不一样,脸孔、手纹、天性等不一样,人的灵魂更是千差万别,在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两个灵魂完全相同的人。我们的写作只要在精神层面做文章,只要写出了一个人独特的灵魂,就与别人的写作区别开了,就只能是打上自己心灵烙印的“这一个”。

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《安娜·卡列妮娜》里一开头就说,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他是从家庭的角度说的,说的也是家庭中人的命运。同样的道理,幸福的人是相似的,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。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,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这个说法跟托尔斯泰所说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,都强调了人的困境, 强调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困境。首先是,家家都要念经,每家都有很多本经。其次是,在很多本经中,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这个经,我们可以理解为日子,念经就是过日子。日子日复一日,比树叶还稠,我们是必须过的,不想过也得过。在众多的日子当中,必定有一段或多段难过的日子,忧伤的日子,甚至是痛不欲生的日子。这样的日子,无疑就是难念的经。作家的写作,通常关注的不是幸福的经,好念的经。因为这样的经是相似的,写了也没多大意义,亦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。有悲悯情怀的作家所关注的往往是痛苦的经,难念的经。只有知苦而进,知难而进,贴心贴肺地写出难念的经,才具有文学即人学方面的意义,才有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。是不是可以这样说,古今中外的好小说,写的都是作家深切的生命体验,都是作家心灵深处最难念的经。

下面结合我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家长》,集中谈谈这方面的一点体会。

不分男女,人只要生在世上,只要生孩子,就会成为家长。你不结婚,不生孩子,跟家长也有交集,因为你的父母就是你的家长。“千门万户瞳瞳日”,只要有家,就必定有一家之长,可以说家长无处不在。矿长是相对煤矿而言,家长自然是相对孩子而言。一个人有没有孩子,会有很大的不同。或者说当一个人有了孩子,会面临极大的改变。从生理学《辩护人》、《素媛》、《雪国列车》等影片获得了电影部门各奖项提名和心理学的双重意义上说,孩子的出生,改变了父母神经元的连接与重设,使父母对孩子的每个方面都极其敏感,没有什么东西比孩子的命运更能让家长操心操劳。在所有家庭难念的经当中,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,恐怕是最难念的经之一。人类与其它野生动物不同,那些动物教会孩子奔跑、捕食、生存就行了,就推出去不管了。人还要负责对孩子进行教育,进行长期的、艰苦的教育。从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和付出而言,每个家长都可尊,可敬,可点,可赞。其实孩子也是一样,因血缘相连,孩子对父母的每一个面部表情、声音语调,以及行为评价,也高度敏感。这种父母与孩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互动,构成了在整个教育总量的链条中占有重要环节的家庭教育。密集的、带有强烈干预性的家庭教育,会影响甚至决定孩子的一生。

在人才激烈竞争的物质时代,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,成为社会精英,在竞争中胜出。于是,他们不遗余力地对孩子施加压力,减负的呼声越高,他们对孩子压迫越重,以致“直升机父母”、“割草机父母”、“扫雪机父母”、“气泡纸父母”等层出不穷,使天下父母成为21世纪最焦虑、最恐惧、最疯狂,也是最可怜、最可悲、最可憎的生态群体。

我们的小说总是要写人,人从来都是小说的主体。但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,都有自己的参照系。如同白云是天空的参照,水是岸的参照,风是树的参照,孩子也是家长的参照,而且是最好的参照。只有在孩子的参照下写人,才能撩开社会的帏幔,进入相对封闭和神秘的家庭内部,写出人的生存本相和人性的本质,把人写活,写立体,写丰富。

我们的小说总是要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,是人与人之间最紧密、最长久、最稳固、最不可更改的关系。当然,夫妻关系也是人类最亲密、最重要的关系之一。但比起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来,夫妻关系不是血缘关系,不一定是固定的,有时是可以更改的。虽说父母和孩子有着生与被生的血缘关系,但孩子既然出生,既然脱离了母体,就成了单独的生命个体和生命存在。从生命个体的角度讲,谁都不能代替谁,父母不能代替孩子,孩子也不能代替父母;父母不能代替孩子的成长,孩子也不能代替父母的衰老;父母不能代替孩子的活,孩子也不能代替父母的死。不但不能代替,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般美好,那般和谐,有时是代替和反代替,控制和反控制,教育和反教育,出现的是对抗、冲突和撕裂的情况。正是这样的人类关系才更深刻,更惊心动魄,更值得书写。

我们的小说总是要找到自己,写出最深切的生命体验。托尔斯泰讲过小说创作的三个重要因素,一是宽阔的胸怀,世界性的目光,深刻的思想;二是深切的生命体验;三是属于自己的独到的精当的语言。我个人认为,在这三个重要因素中,深切的生命体验应是重中之重,核心因素。因为生命体验是基础,是感性的东西。从感性出发,才能上升到理性。同样,有了生命体验,才用得上语言为体验、情感和思想命名。任何一件文学作品,里面有没有作者的生命体验,作者自己心知肚明,读者也能判断出来。只有作者拨动自己的心弦,才能触动读者的心弦,引起读者的共鸣。作为家长,生命体验常常不是主动得来的,是被动得来的,不是你想体验就体验,不想体验就不体验,而是你不想体验也得体验。如同你当上了爸爸或妈妈,一旦当上就套牢了,再也推卸不掉。人世间的好多事情就是这样,主动体验终觉浅,像是隔着一层什么。被动体验因不可逃避,带有强制性,才更加铭心刻骨。

对于《家长》这部长篇小说,故事情节我就不多说了。我要说的是,小说里肯定有我自己当家长的生命体验。我父母是我的家长,我和妻子是女儿、儿子的家长,现在我的两个孩子也都成了家长。我当家长的亲身体验当然很多,有的体验还相当深刻。请允许我举两个小例子。有一次我参加儿子的家长会,当班主任老师点名批评我儿子时,我有些按捺不住,从座位上站起,当场为儿子辩护起来。一般来说,家长们在老师面前唯唯诺诺,都很顺从,巴结老师唯恐不及。我不但反驳了老师的批评,还辩得慷慨激昂,情绪激动,让老师和家长们都大为吃惊。还有一次,因搬家需要给儿子转学。而新家附近学校教导处的女主任百般刁难,不接受我儿子转学。儿子正上小学,不转学就无学可上。我一时感到绝望,竟嚎啕大哭起来,哭得非常丢丑。哭过之后,我没有再跟女主任说一句话,转身就走了。类似这样迫不得已的、强烈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。在写以家长为主体的小说时,我怎么可能不融入自己的体验呢!

在对孩子教育的问题上,不光我自己是这样,我的兄弟姐妹、同学同事,还有好多亲戚朋友,差不多都是这样。我们爱孩子,疼孩子,愿意说到孩子,孩子总是我们说不完的话题。孩子带给我们快乐,带给我们希望。但一说起对孩子的教育,似乎每个家长都有说不尽的艰难,倒不完的苦水,弄得生儿育女好像并不是生命之福,而是生命之痛,真的,不管是比较优秀的孩子,还是不太优秀的孩子,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,大家都念过难念的经。更让人痛心的是,也不得不承认的是,有的家长因对孩子持续施加的压力过于沉重,孩子不堪承受,最后酿成了悲剧。不必讳言,我这部长篇小说写的就是一场悲剧,就是以悲剧而告终

我在前面说过,家庭教育是教育总量链条中的一个环节。不管这个环节多么重要,它还只是一个环节。构成链条的环节还有很多,如学校教育,社会教育;传统教育,现代教育;自然教育,劳动教育;成功教育,失败教育;正面教育,反面教育;言语教育,行动教育,等等。所有的教育加起来,才形成了教育总量,形成了综合教育。在教育总量当中,每一种教育都不可忽视,不可或缺。或者说各种教育互相关联,相辅相成。教育过程中,有时这种教育占主导,有时那种教育占上风。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教育互相矛盾,甚至是互相抵消。孩子接受某种教育正接受得好好的,又一种意外得来的破坏性教育,使前面得来的教育前功尽弃。我的意思是说,一旦对孩子教育失败,不能把都推到家庭教育上,各种教育都有不可推卸的。

作家写小说,一般不喜欢别人对号入座,对号会引起不愉快,甚至会招致不必要的纠纷。鲁迅先生的《阿Q正传》发表后,就有人主动对号,说小说写的是某某人,或者说小说写的就是对号者自己。鲁迅先生否认了对号者的说法,他说他写的不是某一个人,而是把许多中国人的国民性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。鲁迅先生这样做,既使作品中的人物有了个性,也有了普遍性。向鲁迅先生学习,我的写作在追求个性的同时,也在追求人性的普遍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不反对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对号入座。也许读者真的能在《家长》中找到自己。

2018年10月9日至12日于北京和平里

(:李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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